一种以权利冲突的形式对几乎所有社会争论进行统驭的趋势妨碍了相互妥协、相互理解的达成以及共识基础的发现[8]。

民主是其鲜明的价值导向，民主主义是其理论支撑，民主集中制是其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其制度架构，不同时期的宪法文件是其文本形式。进入专题： 形式主义 技艺理性 宪法解释 。

[④] 【美】伯纳的.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一种效力于社会的法律制度比柏拉图的大群捍卫者脱离社会需要的空洞概念更好。宪法的政治实施几乎包容所有的公权力主体，一切国家机关实施宪法的过程也是解释宪法的过程。[①]法学虽学派林立，各依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成就自身，但作为规范科学，袭用解释之法应是法律学的正统。形式主义法学的认识依然有待提升，技艺理性的训练应是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主旨，可以从根本上培育法律主治，涵养程序正义。

非法律学科只是提供理解法律的背景资料，不能成为法学的主导力量。桑德罗.斯奇巴尼认为，《中国共产党党章》第3条第一款关于党员的义务规定的学习法律知识值得肯定，并说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皇帝曾经表示，尽管在他履行立法者的职能时不受法律约束，但他不作为立法者时须依据法律生活。第15条第一款规定，列入会议议程的法律草案，常委会听取说明并初步审议后，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由法律委员会向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委会会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并将其他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印发常委会会议。

⑥前三次宪法修正案均由全国人大公告公布，不重新公布宪法，宪法修正案直接附于宪法文本后。第26条规定，专门委员会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可以邀请有关方面的代表和专家列席会议，发表意见。④修改决定和修正案均是对法律的部分条款进行的修改，可统称为法律修正。采用修改决定进行修改的，一般是以某某法修正案(草案)的形式提请审议，相关部门向常委会作关于某某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经审议后作出关于修改某某法的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主席令公布施行，通常表述为关于修改某某法的决定已由某某会议于某年某月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某年某月某日起施行。

(一)修改形式的莫名适用 刑、民诉讼法的修改均属于十届全国人大任期内的立法规划任务，在表述时使用的是刑诉法(修订)、民诉法(修订)。⑧既然刑、民诉法属于同类法律、具有同质性，再以全国人大闭会后只能由常委会审议民诉法作为辩驳意见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由较低级别的立法主体承担主要修法任务的做法，在一定程序上是我国法律公信力低、权威弱的一个佐证。再如，环保法于2012年8月启动修改时，使用了修正案形式，2013年6月二审时仍如此，2013年10月三审时则变更为修订草案，2014年4月四审通过后则诞生了新的环保法。对于民诉法的此次修改，学界普遍认为太过仓促，很多问题尚未解决。③同时，即使是同一部法律的修改，在不同的阶段却可能采用不同的形式。

以修正案形式进行法律修改的，往往以主席令的形式予以公布，表述为某某法修正案已由某某会议于某年某月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某年某月某日起施行。其后，我国开始使用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刑法，每次都是对刑法典个别条文的修改、增加，每次公布的都是修正案。刑诉法的修改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启动，而民诉法则于2007年10月28日作了局部修改。因为主体的合法性是决定法律修改合法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②不难看出，我国对于法律修改的形式是非常不认真、不慎重的，甚至有莫名适用的嫌疑。然而，检索发现：1979年以后，由全国人大修改的法律仅有《宪法》四个修正案(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90年、2001年)、《刑法》(1997年)、《刑事诉讼法》(1996年、2012年)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82年、2010年)。

当务之急是要规范授权标准，只有建立起有效的违宪违法审查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的法治。即是说，法律的修订，不采用修改决定，而是由国家主席以主席令的方式直接公布修订通过的法律文本全文，如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

⑥三次修宪分别是：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和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5]从2003年至2013年3月，全国人大及常委会采用修订形式修改法律共计22件。建议今后再对《刑法》进行修改时统一使用修改决定或修订。修订也叫全面修改或整体修改，通常是由于调整对象发生重大变化，或者社会对法律的要求明显转变，急需对原有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条款进行修改，或者对原有法律的条文作全面修改，以适应变化较大的新情况。全面修改是指对原法律条款的修改达到一半以上。最后，在上述三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刑、民诉讼法作为基本法律，在提交审议时都应使用修改决定(草案)而非修正案(草案)，唯有这样才能与审议通过之后的叫法(即修改决定)相一致。

以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任期内我国修法实践为例，对三种修改形式可作如下分析。同理，刑诉法于2012年修改后，也是指的1996年的刑诉法典，而不能称之为2012年刑诉法典或新刑诉法典

原因在于部分政务微博长时间不发微博或者对网友的评论回复不理不睬。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在发布信息前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2013年12月26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规则》规定加强网络新媒体公开平台建设，自觉接受监督，及时回应群众关切。[24]严格进行监督问责，能够强化检察机关在案件信息公开和接受监督上的责任意识。

对于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有助于普法和预防犯罪发生的案件，可以在办结后，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全面介绍案件情况，以案说法，发挥警示教育作用。而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会、提供新闻稿等传统发布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发布方式、是有侧重的公开。2014年7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实施办法》明确指出，除了通过召开新闻发布、门户网站的方式之外，还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发布新闻的形式，灵活发布检务信息。2015年2月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密切关注案件信息发布后的舆情态势，认真做好处理应对等工作，并提出要建立健全民意收集转化机制、探索建立检务公开需求收集和分析机制。

1.保障公民司法信息知情权的需要 知情权即知的权利（right to know），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3.加强对检察机关权力监督的需要 在我国，人民不仅有权知道检察权是如何运作，更有权监督其运作。

检察机关在发布重要案件信息时，要尽可能的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能告知的尽量告知，能公布的尽量公布，不论是以传统方式发布还是通过重要案件信息发布平台发布，都要给公众回应的空间和方式。（四）检察人员职业纪律及监督方法的明示。

在全面推进检察机关重要案件信息发布制度的同时，还应当正确处理好检务公开和检察保密工作的关系，实现公开与例外的平衡。2014年的《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虽然赋予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在案件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不合法、不适当情形的及时纠正效力，但是不合法不适当、及时语义模糊，并且对于纠正后的执行与监督也没有进行详细规定，这种保障程序的实效让人怀疑。

但是，从重要案件信息发布的性质来看，它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能、接受民众监督的体现，这更多的是一项义务性事项而不仅是一项权力性事项。2.提高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的需要 司法公信力来源于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的最终目标、最终表现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可以看出各地检察院的努力，但还需继续加大对重要案件信息的发布力度。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是职务犯罪，人民希望检察机关严肃查办损害群众利益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依法惩处职务犯罪者，保障公权力正当行使。

公众的信息反馈总是存在的，若信息反馈机制运行不畅，则无法形成互动的信息传播，信息传播链条也因此断裂。对此，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也有如下论述：对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比宣示人的权利更为重要和实在。

[14] 王晋：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解读，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21期，26页。对于刑事犯罪，应当发布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信息。

三是已经办结的典型案例。这些无案可示究竟是真的因为无案？还是对重要案件信息发布的具体实行处于观望、学习？还是反映了有的检察院还没有转变观念，对自己责任的懈怠？ 2015年8月4日24时，笔者又在重要案件信息平台检索了上述检察院中的部分检察院，发现截至今日，山东省检察院发布31条，重庆市检察院发布37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发布5条，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发布6条。